文科长江学者群体的研究取向

1.扎根本土，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

文科长江学者研究方向的选择不仅是其个人学术旨趣的体现，也与自身的学术关怀有极大的关系。扎根中国本土，解决中国自身问题，则是作为当代知识分子代表的文科长江学者研究的主要特色。据统计，2004—2014年产生的299位文科长江学者中，只有 36位主要从事涉外研究，剩余263位大多主要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其研究领域也多集中在中国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本土相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甚至那些海归文科长江学者，其研究领域也多集中于有关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问题。在文科长江学者群体中总共有65位海归学人，其中也只有15位主要从事涉外研究，剩余50名具有海外学习背景的文科长江学者也多把主要精力倾注于中国本土问题研究上。这说明，绝大多数文科长江学者的主要研究力量、学术关怀还是定位于中国本土研究。

2.把国际前沿学术理念和新兴学科带到中国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国际学术界所关注的领域也在不断更新。能否把国际学术界最前沿的理念、最有现实应用价值的学科知识体系引进到中国，让其在中国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不仅关系到我国学术界研究生态的新陈代谢，甚至还影响到我国发展方略和国家战略利益的实现。在这方面，海归文科长江学者因其特殊的学术履历而颇有建树。

曾在美国专攻公共管理专业的薛澜于1996年回国就职于清华大学。鉴于“中国改革开放步伐这么快，政府作用这么大，但当时国内并没有一个MPA的教育项目，对公共管理也没有概念”，他呼吁国内高校尽快开设MPA，并成立独立的公共管理学院。200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国内24所院校作为MPA课程试点，这一年清华大学也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公共管理学院。此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参与了国家若干重大决策和战略规划，逐渐成为国内著名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如今，公共管理专业所培养的人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

3.以学术为媒介，向国际社会发出中国的声音

在国际学术界，文科长江学者在境外高端学术媒介公开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仅为人类知识的增长作出了贡献，同时也有助于让国际社会全面、正确地认识和了解一个正处于快速发展变化中的中国。由于学者的非官方身份，其所议所论皆从学理出发，因而较之于政府的正式外交公告，往往更有益于消弭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推动中外关系和谐健康发展。

文科长江学者群体存在的问题

1.涉外研究不仅人数少，且力量分布也不均衡

扎根中国本土，解决中国问题，这自然是文科长江学者治学的特色和优点。但“强调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并不是说可以不研究外国和世界”，实际上“中国的事情和世界的事情是紧密关联的”，“哪怕是‘纯粹的’中国问题，也必须有世界眼光”。注重对中国本土问题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可以削弱涉外问题研究。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中国同国际社会的联系愈加密切，在中国业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下，更需要对国际社会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攸关国家的整体发展和战略利益。那么在庞大的文科长江学者群体中有多少人在主要从事涉外研究呢？据统计，2004—2014年产生的299名文科长江学者中只有36人把主要研究方向定位于涉外研究，其他学者或完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或在主要从事中国本土研究之余，对涉外研究略有所及。总体来看，无论是文科长江学者总体，还是本土文科长江学者或者海归文科长江学者，都只有极少数人在主要从事涉外研究，这较之于其中国本土研究显得“势单力薄”。

实际上，文科长江学者从事涉外研究者不仅人数少，且人员分布领域也不均衡。据统计，在36位主要从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中，有9位主要从事西方语言文学研究，11位主要从事世界历史和外国哲学研究，两者合计达20人；有9位主要从事境外经济研究，7 位主要从事国际法学、国际政治学研究，两者合计为16人。这说明我国文科长江学者涉外研究多侧重于西方历史、语言、文化等基础研究，而对当代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等现实问题，研究人员则相对较少，而能否对后者相关领域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往往更直接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2.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力尚很微弱

文科长江学者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目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已经成为知名的人才计划品牌”。文科长江学者在国内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和广泛的学术影响力，那么这一学术群体在国际学术界又有怎样的学术影响力呢？人文社会科学在国际学术界是否有较高的影响力，一般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标准：是否在国际著名相关专业学术刊物或出版社发表或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国际著名学术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被选为国际著名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在著名国际学术刊物担任编委。参考以上标准，为全面考察中国文科长江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笔者通过查阅各大高校、学院官方网站及其他相关资料，核查各位文科长江学者的学术业绩，从中可以发现：从总体而言，中国的299名文科长江学者所发表的论著很少能够走出国门，主要还是在境内“自产自销”，国际学术界很少能够听到来自中国人文社会学术界的声音。从事中国本土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尚且不论，就是那些从事涉外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也不容乐观。

总体而言，文科长江学者无论是从事中国本土研究，抑或是从事涉外研究，其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力尚很微弱，在国际学术界话语权十分有限，这显然同我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

3.一些重要领域研究力量十分欠缺

通过对299位文科长江学者的主要研究领域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一些攸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如“三农”问题，研究力量十分单薄。众所周知，“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如此重要的问题，似乎理应吸引更多学者的关注。然而，现实情况却是：299位文科长江学者中仅有6 位主要从事“三农”问题研究，其与我国文科长江学者总数之比仅为2%。而从事管理科学与工程、中国语言文学等领域研究的长江学者分别为25人、40人。这说明，“三农”问题的研究力量既不能与管理科学与工程这样的新兴研究领域相提并论，也与中国语言文学这样的传统基础专业相差甚远。6位主要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文科长江学者分别是：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其主要从事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研究，被学术界誉为“中国村民自治研究第一人”，是国内最早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涉农学者。在2004—2014年产生的15位政治学长江学者中，徐勇是唯一一位主要从事涉农领域研究的学者。东北师范大学的邬志辉教授，其主要从事农村教育学研究，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农村教育布局调整研究、新农村建设与农村教育发展战略调整研究等。在2004—2014年产生的8位教育学长江学者中，邬志辉是唯一一位主要从事农村教育学研究的学者。另外4名涉农文科长江学者，其研究方向均为农业经济管理，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围绕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入世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粮食安全等问题。

由此可见，这6位涉农文科长江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多系涉农经济问题，而涉农政治、教育问题不是涉农文科长江学者研究的重点，而其他诸如留守儿童、农民工等深受社会广泛关注的特殊群体，更不见有专门从事此领域研究的长江学者。

文科长江学者作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精英知识群体，其产生、成长于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其本身的治学方法、选择的研究领域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国高等教育变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探究文科长江学者群体自身的概况、研究的特色以及存在的问题，不仅可以管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现实图景，也可以为我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找寻努力的方向。

来源：《江汉论坛》 作者：张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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