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转化故事 | 从“单兵作战”到“军团力量-EditSprings艾德思

“做高技术企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做了9年才赢利。”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华民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必不可少。”

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彭思龙则认为：“所谓关键技术只是具备了成功的可能性，只有把握时效性才能将优势转化为胜势。”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刘忠范的观点是：国外大型企业普遍研发实力雄厚，我国技术转移转化必须突破衔接不畅的瓶颈。

近5年来，我国出台了支持科研成果转移转化的相关政策，成功案例层出不穷，但整体状况并未发生“质变”。针对这些障碍，我国科研人员在实践中不断更新方法、突破限制。

说起做技术转移，张华民是一名老兵了。

2000年从日本回国后，张华民了解到德国可再生能源飞速发展。他判断，可再生能源将逐渐由辅助能源上升为主导能源，储能将成为未来急需的前瞻性技术。

张华民当即安排了大容量储能电池研究储备。“我们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完全是为了发文章，而是做实际工程应用。”他说。

2001年，张华民团队做出国内第一套5000瓦全钒液流电池系统。他发现，当时国际上两家领头企业都以电池系统为重点，对材料和部件的投入较少，他则采取了三者并行研究的策略。

“但我们不可能把技术延伸那么远。”为此，张华民选择了一家具有产业互补性质的公司合作，该公司以做钒化合物为特长，而钒电解液的成本在电池系统中占一半。2006年，双方成立联合研发中心，2010年，100千瓦系统问世。

此时，张华民清醒地认识到，再往后发展，必须走出研究所，走进企业。就这样，双方合作成立了大连融科储能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我们比较成功的地方在于，有十几名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同时从研究所转移到了企业，”张华民告诉记者，这些人如今成为研发、设计、检测、生产等核心部门的负责人，带领起了一支技术队伍。

相比于那些技术走不出实验室的“难产”案例，张华民的团队颇为“果断”，对此，他归因于“对技术的信任、对团队的信任和对合作者的信任”。

近几年，在国家一系列鼓励政策的支持下，张华民感受到了更为便利的技术转移环境，目前正在尝试将更多的技术转移转化，其团队跟国内外几家企业相继成立了相应的联合工程中心。

“技术自信是技术转化成功的关键。”张华民说：“联合工程中心相当于一个放大实验室，专利和实验报告交出去不可能马上工程化、产业化，验证了技术可靠性之后再转化，研究人员心里更有底。”

“创业不需要理由。”彭思龙开门见山。

彭思龙创建的第一家公司是一家视频侦察技术公司，成立于2007年，当时国内视觉处理技术市场几乎是空白，国外软件质量层次不齐，导致许多恶性案件难以侦破。

“市场需求摆在那里，但没有人做，也没人相信这个技术。当然如果市场确切了可能也轮不上我了。”彭思龙回忆，他自筹经费花两年时间拿出了产品，很快攻占市场，如今公司销售额已达上亿元，极大地提高了破案率。

彭思龙兴趣广泛，他还有很多技术转移的想法，有些已经成为产品，甚至远销海外。

对于自己做技术转移转化的经验，彭思龙总结为四点：一是有提前量，不做已经热门的领域；二是不要太在意技术入股的比重，真正的价值在于成功；三是持之以恒，低谷时不放弃；四是必须在企业里完成产品，依靠市场打造功能定位。

如今，彭思龙又有了一项更大的事业。

近两年，彭思龙所在的中科院自动化所落实国家鼓励政策，将创业团队的知识产权分配比重提高到85%，陆续有十几个团队离岗创业。

今年，自动化所又有大动作。他们突破小团队模式，与苏州政府合作成立智能制造和大数据研究院，按企业模式运作，彭思龙将担任研究院负责人。

“这个研究院不是简单的转化技术和专利，而是做门槛更高、研发周期更长、更高端的通用技术平台。”彭思龙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目前的平台产品严重依赖进口，价格高、受限制多，如果能做出自主知识产权的平台级产品就可以抓住上游关键点。

“这个模式如果成功了，就可以开发成规模的产品，而不是点上的小打小闹。我们希望以全研究所之力，花3年时间拿出产品。”彭思龙说。

同样想从“小打小闹”向“集团化”转变的还有刘忠范，他正在筹建一家新型研发机构——北京石墨烯研究院（BGI）。

石墨烯是一种性能极佳的纳米材料，被认为是“新材料之王”，近几年在全世界掀起开发热潮，许多国际大公司都提前布局，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反观我国市场，被许多业内人士认为“虚假繁荣”。“我们公司根本不做研发，就想卖产品。”一位业内人士曾向记者这样透露。

刘忠范对此忧心忡忡：“这样下去中国石墨烯产业未来何在？石墨烯技术门槛不低，必须扎实研究才能从低端走向高端，这个时候必须体现国家意志。”

据悉，刘忠范提出的石墨烯产业规范发展建议已经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批示。而他倡议的BGI也得到北京市政府的全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