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系统是审批制、评比制“最后的堡垒”-EditSprings艾德思

2016年5月，韩春雨（河北科技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及团队在全球知名学术刊物《自然》的子刊《自然-生物技术》上发表一项新基因编辑技术NgAgo，被视为“诺贝尔奖级”实验成果而名噪一时，一夜之间成为“网红”科学家。

然而，“剧情”很快反转。韩春雨团队这篇论文的“可重复性”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质疑，暗指科研成果的真实性，韩春雨本人也身陷舆论漩涡。

至此，沸沸扬扬的“韩春雨事件”告一段落，但中国科研学术领域内的痼疾却远远没有结束。

从媒体公开报道看，科研学术领域内的腐败并不逊色于其他“油水”丰厚的部门。

教授、校长、院士等知识精英俨然已成为新的腐败高发人群，“最后一块净土”的神圣学术殿堂，也沦落为贪腐的重灾区。

调查显示，目前80%的科研不端行为都集中在项目申请阶段，舆论多将此现象归结为缺乏监督和道德沦丧，但实际上，科研系统内泛滥的审批权和评比权才是这一系列丑闻的真正源头。

当这种计划权与行政审批结合，各部门领导不仅控制着每年增长20%的庞大科研资金，又掌握着研究课题的生杀大权，以致“以权谋私”开始群魔乱舞。

而评比制形成的学术利益链也正不断将专家、学者们拉下水。

结果，通过送资金、送项目将申请人与专家捆绑成利益共同体逐渐成为一种“潜规则”，评审组无奈沦为“分钱组”，这就难怪“拍板”的领导、专家会接二连三落马。

前者在于，以中科院为代表的科研机构普遍设立于计划经济时代，行政化基因早已渗入骨髓。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原有体制的冲击与重构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领域，科技体制内却一如既往，科研系统就成了堆积改革历史遗留问题的死角；而供职于政府的院士等知识精英们又在“单位推荐”、层层候选等计划体制框架内逐渐被权力俘获，从而不断强化着学术机构的旧时代气息。

后者在于，政府对于中国长期创新不足的深切焦虑。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大趋势已不可逆，代表着先进知识和创造力的科研系统，其崇高地位也是前所未有的。

在“创新决定未来”的大环境中，政府的担忧溢于言表，以“工业生产线”思维来推动科技创新的跨越式发展，已有些“病急乱投医”的意味。

加之，科研系统中的老龄化现象严重，思维保守与循规蹈矩的人员结构，对于审批制、评比制的路径依赖极为严重，又怎能突破如此沉重的行政化窠臼？由此，中国的科研系统已沦为审批制、评比制的最后堡垒。

行政权有节奏的收放通过审批、评比制最终传导向市场，这不仅是中国特色，更是中国智慧。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时代背景的切换已令审批制、评比制异化为改革的绊脚石。

正如铁道部作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分拆是完成历史使命后的功成身退一样；科研系统也正在迎来打破堡垒的关键性时刻。

由此不难看出，国外科研系统之所以能够“出淤泥而不染”一是了分离了政府，二是切割了利益，未来中国科研系统改革或许也将朝此方向发展。

一方面是去行政化。

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至各个部门，行政权加大存量“瘦身”和严格控制增量的“自我革命”脚步将越迈越大，政府在二人转中的戏份比例必将面临再平衡，科研系统内的削权、分权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方面是科研机构的市场化、公司化。

如同硅谷基地依托斯坦福大学等一流高校的形成模式，在中国亦有很强的可复制性。

在这样的变局中，不再与行政权益“挂钩”的学术荣誉和院士头衔等吸引力将越来越小，但对于智慧和创新的认可最终将通过市场化的方法实现。

科研价值评估回归市场不仅有利于打通“产—学—研”链条，也加快了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的速度，届时，困扰数代人的“钱学森之问”、“李约瑟之谜”也或能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