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反思中医教育的时候了。

目前中医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中医人才的缺乏。不错，我国目前有30多所高等中医药院校和50多所中等中医药学校，实现了中医教育的规模化，但恰恰是这种培养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使中医学科在吸收融汇西方医学的同时，在所谓的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失去了中医的特色，所培养出的不是真正的中医人才。

中医高等院校完全按照西方科学模式构建，西医和英语课程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医基础教材不断改版，而其中的中医信息则日趋减少。《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备要》、《温热经纬》等中医经典著作受到冷落，已经很少有人能通读古代医典。而对那些在教室、实验室中接受中医教育，在温室中成长的中医专业学生来说，千里跋涉，求师学艺，翻山越岭，寻找草药，冒着危险，以身试药，都是无法想象的。传统中医的实践性被忽视了，学生们出校门进院门只学会了打针、输液、做实验，连一张中药处方都开不好。经过三年或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中医学习，甚至是中医硕士、博士所记得的只是几个中医名词，不能用中医思维方式临证看病，更不用说辨证施治了，连中医宗庙之美都未见到，更不用说登堂入室了。

回过头来一看，才让我们大吃一惊，几十年的中医教育竟然没有培养出能用中医的思路、方法看病的真正中医来，而多数中医院里的医生早已不会使用传统的望闻问切四诊疗法，打着中西医结合的幌子，配备了西医所用的各种仪器，实际上与中医无关，真正懂得传统中医诊治方法的人反被排挤到偏僻的角落。中医科研用动物来做试验，或用分子生物学等来培养造模，而传统中医的研究方法反而成了异类。中医从业人员从民国初期的80万人缩水到现在的27万人，其中能运用中医看病思维的仅几万人。新的人才没有培养出来，而老中医又一一凋零，调查显示，偌大的中国，名中医师仅数百人，如此青黄不接，让人感到中医的萧条。也难怪那些所谓的“全能院士”、“打假英雄”、“反伪斗士”以为中医走向衰落了，而按照他们的逻辑，既然没有“前途”，就说明不可信、不科学，或者干脆说是“伪科学”。

中医人才的萧条，当然不能全怪规模化的中医教育。实际上，中医学校教育古已有之。公元443年，南北朝刘宋王朝皇帝刘义隆采纳名医秦承祖“置医学，以广教授”的建议，创办中医学教育机制。唐代在公元624年正式设立“太医署”，北宋继承唐朝中医教育制度，设置专门的中医药教育机构“太医局”。到明清时代，由太医院兼管国家中医教育，培养医药专门人才。府州县设“医学”，主管地方各级医药行政及中医教育。纵观古代官方医学教育，办学规模小，医学生数量少，始终未能在中医教育传承中占据主导地位，私学教育、师徒传授和家世相传一直是中医传承的主要方式。

之所以如此，是由中医的特殊性决定的。中医学是在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提炼升华为理论的。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掌握在中医教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其中多数经验和技能是高度个体化的，有着很大的灵活性，根本无法规范化、程序化。更多的临床经验来自医家多年甚至几代人的探索、感悟与总结，有着医家明显的个人特质，非耳提面命，亲口传授，难以尽得神髓。有人将中医的特点概括为宏观性、灵活性、非定量性，也正是这一特点，给传承带来了困难，使师带徒的直接传承成为中医传承的最主要的方式。师带徒的直接传承模式既可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向学生讲授基本理论知识，也可以将自己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学生。中医的这一特点也决定了中医传承的长期性，既需要时间去领会，更需要实践去检验，三年、五年的大学教育显然是不够的。

《礼记·典礼》说：“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可见从很早的时候起，古人就认识到了经验传承的重要性。古时医生把医疗经验作为家庭谋生的本领，将其传授给自己的子女，形成父传子、子传孙的世医，即所谓家传。如南北朝时的徐文伯，其家六代世医，出现了11位名医，其孙徐之才首创“十剂”，发展了方剂理论。南宋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自序中称自己“三世业医”，元代危亦林著书以“世医”相标榜。青浦何氏自南宋传至清咸丰时己二十四世。

比世传更重要的是师徒传授。张仲景、皇甫谧、孙思邈、朱震亨、叶天士等影响至今的名医，都是通过师承制教育而得窥岐黄门径。张仲景少年时学医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著《伤寒杂病论》十六卷，被后世医学者称为“医圣”。金元名医李东垣曾捐款千金而跟随张元素学医，数年后掌握了张氏的各种医学技术，创立并完善了“补土派”理论。金元名医朱震亨深入研究古典医籍，为进一步提高医术，外出访求名师，44岁时又拜随罗知悌学医。叶天士12岁开始从父学医，14岁父亲亡故，又拜父亲的门人朱某为老师，十年之内拜了17个老师。他创立的温病卫气营血辨证论治纲领，为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代医家十分重视传承关系，择徒必求其贤能。如朱震亨求见罗知悌，数次往返，罗都不肯接见，及拜罗为师时，罗说“尽去而旧学非是也”。由此可见择徒之严格及对传承关系的重视。

对现代人来说，重视传承，一要拜名老中医为师，二是研读古代医典，因为医典是前代医家经验之浓缩。精读经典，才能从正门进入医学堂奥。清代医家徐灵胎认为先学经典著作是学医的根本，他在《慎疾刍言》中说：“一切道术，必有本源，未有目不睹汉唐以前之书，徒记时尚之药数种而可为医者。”熟读、熟背经典著作，是中医的一项基本功，《内经》、《伤寒论》如儒家的四书，不首先学好《内经》，也就谈不到学习中医。对名医医案文献的研究，也非常重要。医案又称诊籍，脉案，病案，是名医医疗活动的真实记述，既有辨证思维的方法，又有临床治疗的技术；既有经验，又有教训，是理、法、方、药、术综合运用的具体反映形式，是医家的临床经验和思维活动的体现。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多拜名师，汇各家之长，随师临证，获得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对中医传承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医道。中医传承实际上包含传承医术、医学和医道三个层次。传承医术指继承临床疾病诊治经验；传承医学指继承中医的学术思想体系，要求不仅能临床诊治疾病，还要明白疾病产生的原因、发病机制，不仅系统掌握传统中医基础理论，还要对中医理论有独到认识和理解，形成自身的学术思想体系。最重要的是传承医道。要想成为一代名医，一代宗师，不仅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还要有活人济世之德，能甘于平淡，不追求名利。中医之道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体现，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受儒家“仁、孝”思想影响，自古有“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说法。正统儒家思想也将医药知识视作“养生奉亲”之术。《北史·许智藏传》中说：“为人子者，尝膳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士子习医业医的风气在宋代以后变得非常普遍，形成了“儒医”传统。

现代中医教育所缺少的，正是对中医来说至关重要的学和道。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西化思想的影响，把中医按西医的教育方式进行改革，形成了所谓的学院派。学院派的中医传承缺少师承，轻忽了中药药理的学习和研究，因而对中医的医理、药理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和总结。以西方的思维方式对中医学进行西化式的推定，脱离了中医的传统文化基础，使中医学理论走向异化。而现代社会的急功近利心态，传统文化修养的欠缺，对济世之德的淡漠，使很多中医执业者和中医专业的学生无法理解中医的内涵，无法潜心进行中医学的探究。

要挽救中医，要使中医发扬光大，就要培养出大批的中医人才，就需要对现有的中医体系进行改革，要屏弃中医西化思想，坚持中医的规则。在中医教育中，要把学院教育与师承教育结合起来，注重文化底蕴的积累，加强传统文化和中医经典文献的学习，培养传统思维模式。要从中医自身的特色出发，对师带徒的传承模式给以充分的重视。要从政策上确立这种模式的法律地位，建立师带徒模式的操作规范，确保传承质量。要抛弃速成型的培养模式，采取措施实现长期性传承，实现中医的持续性发展。

可喜的是，国家认识到了中医的重要性，认识到了中医师徒传承方式对中医发展的影响。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老中医的学术经验进行整理、挖掘，遴选名老中医，为他们配备高徒，传承珍贵的临床经验。近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了《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肯定了中医传统的家传师授传承方式，使师承人员可参加资格考核考试，成为执业医师，形成了一条不同于中医药院校的培养中医师的途径。有的地方开始探讨师承与学位相结合的中医培养模式。2006年，上海市卫生局和市教委委托上海中医药大学开办老中医经验继承高级研修班，选拔优秀中医临床人才，让他们跟名师学习，同时完成博士学位课程，三年后经考核合格，再授予博士学位。这一方式开创性地将师承教育与学位教育相结合，改革和创新了人才培养模式，值得借鉴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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